开放异地高考争议的博弈机制远比争论有意义

众所周知，多年来以地域为界的条块分割而壁垒高筑的高考制度，本源于过去*为平衡各地教育资源所制定的政策，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但时过境迁，这项政策目前非但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还正在加剧教育资源分配的畸形，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与现行的宪法和教育法相抵触，改革势在必行。

即使撇开20位京籍家长和10万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签名的悬殊比例，从另一个角度，也不难看出开放异地高考实乃大势所趋。持上述理据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的京籍家长，其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固然值得尊重，但他们所本的理据之无力，所表现的素质之不堪，体现着狭隘的地域观念和落后的公民意识，正是北京这样历来占有最优质教育资源和长期享有高考录取低分优待政策的中心城市教育失败的写照。

不过，谈及开放异地高考政策，仅仅停留在判断和论述支持和反对双方孰是孰非之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方面，从大局观和发展着眼，关乎全社会的教育公平的问题，显然比一个城市的教育资源被稀释和摊薄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汲汲于点评争论双方的对错正误，无助于扭转双方在网上已经沦为攻讦、谩骂的局面。倒是与开放异地高考争执本身保持距离，探究一下开放异地高考政策何以出台，并且借此观照涉事各方利益博弈的格局，或许更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现有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并非教育部门所制定的前瞻性的政策，而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特别是教育业发展倒逼的产物。这从目前异地高考政策中高筑的限制性“门槛”上不难看出。从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层面着眼，开放异地高考是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过程中必须突破的关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此一政策的顺利实施，无疑可以解放教育业的生产力，大幅度降低社会成本，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发展。

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争执或者僵持局面的形成，既是陈旧的户籍制度引发的弊端，也是教育行政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所导致的教育资源地方性垄断的后果。谈及异地高考政策，决策部门官员称，“异地高考政策既要解决城市外来人口子女的考试就学问题，也要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保障当地学生的权益不受影响”。品味其中的“外来”与“当地”的表述方式，无疑呈现了户籍制度和地方政策壁垒带来的障碍。从中既不难看出异地高考政策制定的难点和困境所在，也不难察觉其中所谓的“当地学生的权益”的正当性可能遭到的质疑：如何将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权与公正公平的教育权益予以区别、界定，然后恰当地予以切割和剥离？

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以推动教育公平，开放异地高考政策仅仅是教育体制改革不得不迈出的一小步。如果将教育资源的行政垄断和地区不均衡比喻为优势地区筑坝蓄水的话，那么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就是一个开闸放水以平均水位、一方决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影响现有的利益格局，冲击和荡涤长期蓄水而形成的特权意识。历史经验证明，任何改革总是不免以局部的付出和减少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故而不妨断言，全社会的教育公平的进步，显然比维护几个长期享有优厚教育资源的中心城市的特权更重要。

当然，以20位反对异地高考政策的京籍家长，在一千多万京籍人口所占比例来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无论他们所持的理据多么的无力和难以服众，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鼓励。从这个层面看，开放异地高考政策所引起的争议，正是一项公共政策利益相关各方通过公开博弈得以完善和取得合法性应有的状态，并获得远比争论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